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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治通鉴(卷三)》笔记

手机游戏库 2022-11-24 17:21:31 游戏活动 130 阅读

阅读《资治通鉴(卷三)》笔记

牟林

卷三开篇便是孟子“背后”说韩襄王的“坏话”:“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话对一国之君而言是够“损”的。韩襄王问孟子“天下恶呼定?”孟子说“定于一”可见孟子对天下统一是很有信心的。韩襄王继续问“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孟子的信念,即天下必统一于仁德之君。韩襄王又问“孰能与之?”孟子说“天下莫不与也。”接着孟子用比喻的方式讲了一番道理,他的意思是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不过,若干年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是不是让孟子满意就不知道了。司马光又记录了齐宣王问政于孟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燕王哙被人忽悠学习禹让位于燕相国子之,导致燕太子攻子之,燕国大乱,齐王趁机伐燕,杀子之和哙。这时齐王问孟子“取之如何?”孟子的回答大意是:燕国百姓欢迎则取之,犹如当年的武王;燕国百姓不欢迎则不取,犹如当年的文王;百姓之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想早些逃离水深火热的生活。这时各诸侯国准备联手伐齐,齐王又问孟子“何以待之?”孟子讲了一番道理后,劝齐王归还所侵之地,和燕人商量立燕王后人为君,然后离开,就不会有诸侯联手来伐了。齐王不听,结果燕人反。齐王后悔不听孟子的话,他的臣子陈贾自告奋勇去见孟子,陈贾用圣人周公使管叔监商而管叔反叛的故事说“圣人也会犯错”意思是齐王犯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孟子说,古时候的君子有错则改,他的错如日食,人人都可以看见,当他改错时如太阳复明,百姓皆仰视之。今天的人则不一样,总是文过饰非。司马光讲这个故事,是告诫做君王的,既不要学习燕王哙“贪名”,也不要学齐宣王“图利”,施行仁政才是君王本分,过而能改才是君王品行。

读卷二时,有一种厚苏薄张的感觉,原来是个误会。张仪在卷三才大显身手。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魏襄王背叛纵约之盟和秦国友好。说这话的时候张仪做魏相,说成后便回秦接着做秦相,这也算那个时代的奇观。不过,张仪的话之所以能使魏王服,还是因为上次魏王不听张仪的话被秦国狠狠教训了一番。可见,实力才是决定因素,古今概莫能外。司马光几乎全文记录了张仪与司马错关于伐蜀还是伐韩的争论,反映了秦国朝堂上言论是充分开放的,臣子们的意见可以针锋相对,没有必要顾忌秦王的脸色。这次,秦惠王没有采纳张仪的意见,但张仪的话正中秦王下怀,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这段对话也表现出司马错不仅口才了得,智谋也属上乘,很有大局观,秦王有一大堆这样的臣子,不强都难。伐蜀成功“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如果站在巴、蜀的角度,若自立自强而不自相攻,何来引狼入室自取灭亡?亘古以来,巴蜀本土势力从未有望天下之心仅安于盆地自乐与秦形成鲜明对比倒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司马光详细记录了张仪以六百里地为诱饵忽悠楚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友好关系的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楚怀王之所以上当全因一个“贪”字,他完全听不进去陈轸的劝阻,被张仪一步步诱入陷阱,用不可逆的方式与齐绝交,还授张仪楚国相印。张仪返秦后假装从车上摔下,三月不上朝,六百里地变成张仪私人的六里地。楚王气急败坏,又不听陈轸劝阻,贸然发兵攻秦以致连连大败,韩、魏趁火打劫,楚王不得不割地求和。秦王得寸进尺地提出“易黔中地”的要求。楚王则要用张仪交换,张仪便独闯虎穴,利用楚嬖臣靳尚和楚王姬郑袖,不但免死还被奉为上宾。张仪再用三寸不烂之舌晓以利害,不仅得到黔中,还全身而退。张仪乘胜追击,前往韩国,游说韩王听从秦国攻击楚国以自保。接着到齐、赵、燕说动诸王皆听从秦王以弱楚。这时秦惠王去世,秦武王即位,武王不喜欢张仪,有大臣趁机挑拨,各诸侯国又开始谋划合纵。张仪想出了一个既可脱身又可利秦的计策。他对武王说,齐国恨张仪,你可派我去梁(魏),齐必攻梁,秦趁机出击“入三川,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果如其然。张仪又派人给齐王说,张仪到梁是和秦王合谋引诱齐国攻梁的,于是齐王退兵,张仪因此做了魏国的相国,一年后去世。司马光在说完张仪的故事后,没有“臣光曰”,而是记录了一大段孟子的评价,说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又接着解释什么是大丈夫“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詘(屈),是之谓大丈夫。”引用这两段话说明司马光内心也很矛盾,就张仪们的才能“岂不大丈夫哉?”但就其品行“何足为大丈夫哉?”于是司马光又把扬雄《法言》中的一段对白录于此借以坚定自己的态度,扬雄的评价是“诈人也,圣人恶诸。”“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张仪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那么,张仪成功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记得阅卷二时已经说过两点,首先张仪终身只忠于秦国,一切为秦国的利益着想,包括最后的脱身之计也是以秦国利益为上的,故得到秦惠王极大的信任和无条件地支持,君臣统一思想比诸侯统一思想容易得多,所以连横比合纵容易成功。其二张仪背靠的秦国已经雄霸诸侯,他的说辞总是以晓以“厉害”“使诸侯惧”,再辅之以“利诱”“使诸侯昏”,所以每每得手。其三自然是他有天下大局观、看得清楚天下大势,所以他的动作几乎都是大手笔,能集天下之力攻其一点,成功几率自然大。第四是他抓住了和利用了某些君主的贪婪之心,楚怀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史以来像楚怀王这种因为贪小便宜而上大当的人比比皆是,可谓楚怀王不死骗子不绝。第五就是他卓越的口才和临机应变的本事。至于被儒生们攻击的“使诈”使其品行因之遭诟病,完全可以以“各为其主、兵不厌诈”释之。我们为什么对《孙子兵法》中的“兵不厌诈”津津乐道而独对张仪提出如此苛求呢?再者,历史地看,张仪的做法有助于天下归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有何可以责难的呢?以司马光引述孟子的话反应出孟子也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把“大丈夫”的帽子戴给张仪们呢?

司马光在写完张仪后,简略地讲了讲秦武王。秦武王在位时短,司马光只重点写了武王使甘茂约魏伐韩的片段。其中提到,甘茂给武王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曾参母投杼,一个是魏文侯示谤。反映出甘茂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把攻打宜阳的可能出现的与己不利因素事先向武王说明,得到武王的某种许诺并争取到武王的具体支持才出手。司马光对秦武王举鼎而薨交待的更为简略,没有说明所举之鼎是周天子王权的象征,也没有说明武王举鼎的真实目的,只说他“好力戏”。对武王死后,其异母弟昭襄王即位也只是聊聊三笔“武王无子”“昭王 为质于燕”“国人逆而立之”。对有名的宣太后也只说“芈八子”“楚女也”“王少,宣太后自治事”。对昭王时甘茂在伐魏过程中逃去齐国,司马光只说有人进谗言,没有交代背后的缘由。司马光多次提到樗里疾,只说他是秦国第一位右丞相,对他的事迹也的记述还没有对左丞相甘茂的多。司马光列举了宣太后的兄弟魏冉和芈戎,因“魏冉最贤”他多说了几句,说魏冉在惠、武时已任职用事,武王死后其诸兄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诸公子谋反“魏冉诛之,及惠文后不得良死”昭王的兄弟中有不善者“魏冉皆灭之”宣太后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卷三中,司马光又记录了关于秦国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秦昭襄王以会萌诱楚怀王入秦并软禁之,给楚国政坛带来灾难性震动。当楚国自立新君后,秦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斩首五万,取十六城,真是欺人莫此为甚。第二件事,秦王听人说孟尝君贤,居然请其做丞相,听人劝说后又想杀之,孟尝君借门下“鸡鸣狗盗”之力方得脱。可以想见,司马光写这些文字时,对秦国的所作所为是充满鄙夷的。但卷三中,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出现“臣光曰”。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司马光对他的记录也颇为详细。卷三中,赵武灵王是这样出场的“纳吴广之女孟姚,有宠,是为惠后”。他即位后就强行推广胡服骑射,他把此举放到强国富民的高度来认识,并亲力亲为,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对公子成说“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接着说要报中山国入侵之仇。于是公子成带头着胡服练骑射,上行下效,推广到全国。待兵强马壮,赵武灵王举兵伐中山,击东胡,还觊觎咸阳。为观察秦国地形他装扮成使者入秦见秦王,秦王见他伟岸,疑非人臣之度,派人追他,他已经出关,以致秦王大惊。这时,他已经传位给他的惠后生的儿子何,他自号“主父”,肥义为相国。自己带领军队攻城略地,灭中山、略胡地,“北至无穷”。司马光说赵武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养食客数千,其中有著名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平原君要孔子后人孔穿与公孙龙论臧三耳,公孙龙雄辩滔滔。孔穿第二天见平原君,平原君问:公孙龙信辩,先生以为如何?孔穿回答:是的。几乎能使臧三耳(形两耳加听一耳)。虽然如此,事实很难。我想问君,说三耳很难但不合乎事实,说两耳很易但合乎事实,是听从难还是不难呢?平原君没回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他理胜于辞,你辞胜于理,辩下去你会吃亏的。邹衍路过赵国,平原君又叫他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邹衍说,不行。辩论的目的是区别事物种类使其不相冲突,说清楚不同的事物的秩序使之不乱,说明白事物的性质使人明白概念所指的具体事物不至于迷惑。所以,胜者能守住自己的观点,不胜者也能明白道理。若是为这样的目的而辩论,那么辩论是有价值的。若只顾玩弄辞藻,用烦文、饰词、巧比等伎俩,故意偷换概念,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不得其要领并因此认输,这样做是不能做到无害于人的,本人不愿这样做。司马光说“公孙龙由是遂詘”。

司马光为啥不继续写赵武灵王,而要大篇幅的插入这么一个事件呢?第一是根据写书的时间阶段划分赵武灵王的事得放在卷四继续;第二是要对公孙龙的做法表明自己的看法借此教育帝王们要注重实言其实而不能重诡辩。他选择孔穿和邹衍这两个人的议论,实在是因为这两人代表了司马光的观点。那么,孔穿和邹衍说的对吗?针对公孙龙的旨在炫耀辩论技巧而言是对的!但是他们,包括一千三百年后的司马光也没有认识到公孙龙、施惠这些名家代表人物讲名实之辩的意义。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公孙龙们的白马坚白之辩就是最初级的逻辑学,公孙龙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只把辩论当成一种语言游戏,以争输赢、以博虚名为目的。中国人正如孔穿、邹衍一样过度注重实用,即使像老子那样“谈天论道”的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用天道规范人道,最终落脚点还是建立一个小国寡民、与世无争、自生自灭的和谐社会。孔子专门研究社会治理和人伦道德,并认为这才是符合大道的有用的学问,其它都被称为“奇技淫巧”,包括公孙龙们远未成熟的逻辑学,都是不入儒生们法眼的“下流”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要么专注于经世致用,要么就热衷于诡辩玄论,很少思考一些纯粹的、超越实用主义的、真正的哲学问题。这种文化“传统”滋养的民族特性,使得直到满清末年,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来,结果遭到西方列强的“降维打击”。如果公孙龙们不是醉心于到处炫耀辩才,而是静下心来写一本逻辑学著作,如亚里士多德那样,或许中国历史都将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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